国史馆发布了三卷本《戴笠先生与抗战史料汇编》一书，也揭开了民国史研究最神秘的部分，此次《戴笠先生与抗战史料汇编》出版以及相关档案的解密，由台湾国史馆和台湾军情局合作。除了已经出版的三册，还将出版另外三册，完整档案将陆续对外开放。
对于此次三卷本《戴笠先生与抗战史料汇编》一书的出版，台湾国史馆介绍，这套书是在台湾军情局编目、整理已解密的抗战时期情报作战内容的基础上，挑选其中重要资料，尤其是与戴笠有关的资料出版，全宗戴笠史料五十九卷，内容包括：政治、经济、军事、情报、组织、行动、训练、司法、电讯、人事、经理、总务、一般指示、西安事变及其他，共计22382页。同时，台湾军情局也一同解密移转档案二十五卷给台湾国史馆，涉及法规、组织、工作报告、工作计划、会议记录、成果报告、布置、编训、侦防、策反、行动、心理作战、人事行政、考铨、综计、审计、预算、会计、出纳、庶务、管理、交通、文书、通讯、机务、工务、军事、党政、经济、国际、军运、审讯、狱管等三十三类项，一并开放，十分罕见。台湾国史馆表示，戴笠史料内容将以抗战时期戴笠所搜集、整理及呈报的各项军情战报为主，分为五大主题，包括战时日方的情报、战时我方的情报、战况报告、涉外事务，以及日军投降等。三卷分别是《戴笠先生与抗战史料汇编：军情战报》、《戴笠先生与抗战史料汇编：经济作战》及《戴笠先生与抗战史料汇编：忠义救国军》，计划出版的另外三册分别是《中美合作所的成立》、《中美合作所的业务》及《军统局隶属组织机构》。台湾国史馆馆长吕芳上表示，国史馆正在推动相关史料的系列出版，通过历史档案材料的公开，有利于近现代民国史的研究。台湾国史馆协修吴淑凤表示，一个情报机关愿意主动开放档案，象征民主观念向前了一步。
《戴笠先生与抗战史料汇编》的内容发生在1941年至1945年抗战期间，这批史料将有利于史学界对抗战时期情报战更客观地评价，有助于近现代不同时期民国史的研究。台湾国史馆表示，戴笠史料和军情局典藏部分案卷，都是第一手史料，将会披露过往不为人知的信息，深具史料价值。这部《戴笠先生与抗战史料汇编》披露，戴笠在抗战期间使用的化名就多达二十七个，除张叔平等平常姓名，还使用双字与单字化名，包括灵、余龙、裕隆；其中，还有取自大自然的名称如冬、雨、雷云等。例如戴笠跟当时外交部长宋子文电文来往时，自称冬先生，宋子文则是夏先生。
《戴笠先生与抗战史料汇编》一书中也有相当部分内容与抗战时期成立的中美特种技术合作所有关。根据档案，对日抗战期间，中美特种技术合作所的主要任务是运用各种技术协助美国海、空军，确保在太平洋战场的优势，其密布在敌后地区的情报组织网，在地面情报、电讯侦译和海洋侦察工作上，充分掌握日军情报和机、舰动态。在1944年至1945年对日抗战胜利之前，中美所共提供美方4139件重要情报，而美方对中方的交换情报也有1758件。在电讯侦译工作方面，中美特种技术合作所在1944年9月至1945年8月，共计截获日军密电11万多件，并破译多种密码。但台湾国史馆协修吴淑凤指出，当年军统局人员与美国海军讨论合作计划时，中方坚持美籍人员必须受中国战区最高统帅指挥，而非听命于美军司令。
不过，早年军统局内部事涉敏感的国共情报战绝密档案，并未在此次解密范畴之内。针对此次出版的戴笠档案，台湾国史馆还举办了戴笠先生与抗战时期情报作战学术研讨会，分别从戴笠的情报事业、抗战时期的经济作战与交通运输、当时中华民国与美国情报合作及国军情报组织演变等议题展开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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